回首过去 展望未来：东盟 +3 地区 10 年经济进步与未来发展

文｜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 Marthe M. Hinojales，Catharine Kho 和 Anthony Tan 1

摘要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国际环境严峻，东盟+3地区的经济增速仍令人瞩目。该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在保持较强韧性的同时，也成功应对了影响该区域持续增长的各种挑战。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促进了本区域增长再平衡，区域内需为稳定该区域的持续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过去10年中，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特别是东盟和+3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为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促进了彼此的紧密合作。展望未来，随着进入下一个10年，东盟+3地区的经济将持续发展，区域一体化程度也将不断加深。尽管短期经济前景仍不明朗，但长期基本面依然稳中向好。然而该区域仍面临日益的结构性挑战，如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解决这些挑战将需要不断加强卫生和气候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不可避免地对该地区未来的宏观金融稳定及经济整体发展产生影响。

一、引言

东盟+3地区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国、中国香港2、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过去的10年中（即2013-2022年），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东盟+3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强驱动力。在此期间，该地区的增长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转向内需保障了该地区经济平稳增长。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均收入增加，该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受益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东盟+3地区在过去10年间经济活力和韧性不断增强。尽管全球面临各种不利因素，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2018-2019年）到新冠疫情的暴发（2020年初），以及此后地缘政治冲突和紧张局势加剧（2021-2022年），本区域各经济体不断深化贸易往来、金融投资和人员流动（旅游和移民）等各方面的合作，朝着一体化方向进一步迈进。在这10年中，东盟+3内部以及与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不断增加，达成了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有这些行动和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果，都证实了各成员国对保障地区经济金融稳定的坚定承诺，进一步增强了该区域抵御风险的能力。展望未来，区域一体化的持续趋势使该地区未来10年的前景依然乐观。然而，东盟+3地区的前景将取决于每个经济体（以及作为一个区域的集体）是否有能力利用自身优势，妥善适应新冠疫情后现有商业规范和贸易环境剧烈转型的环境。与此同时，本地区还面临长期的结构性挑战（如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这些挑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本地区未来的宏观金融稳定。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不仅要防止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问题恶化，还要保障该地区未来10年的增长潜力。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节回顾了过去10年间（2013-2022年）本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包含从全球金融危机后恢复时期到新冠疫情结束之间的年份。第三节总结了过去10年在区域一体化和合作方面取得的深刻影响本区域当下经济格局和未来前景的进展。第四节分析该地区在新冠疫情之后面对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这些长期挑战的情况下未来10年的经济前景。

二、回顾历史：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10年间东盟+3地区的经济发展回顾

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十余年的经济复苏历程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革，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国际贸易动态变化和技术进步。美国和欧元区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始进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去杠杆化，而东盟+3地区持续扩大。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时，该区域从根本上实现了增长动力的重新调整，由外需拉动转向区域内需拉动，为过去10年内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受益于快速城市化进程和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东盟+3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域和全球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尽管市场动荡频繁，但该区域仍然实现了稳步增长和金融稳定。该区域央行和监管当局积极作为，采取全面政策组合拳，保护经济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一）东盟+3地区增长动力的重新调整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也是全球宏观经济格局的关键转折点（Park等，2013）。自此之后，全球预期经济增长率放缓，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它对区域经济的短期影响相对有限（图2.1）。在很大程度上，东盟+3地区并未受到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金融动荡和信贷市场崩溃的影响，但是受美国和欧元区经济下滑以及后续的资产负债表修复的影响，东盟+3地区的贸易需求确实长期下滑。贸易渠道将全球金融冲击传导到东盟+3地区，亚洲的供应链一体化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冲击，对区域内出口产生了连带效应（图2.2）。

在美国/欧元区多年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中外部需求崩溃，东盟 +3 地区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出口低迷期

令人鼓舞的是，东盟+3地区在此期间大多数经济体的国内需求表现强劲，缓解了全球贸易疲软对经济的影响。各国当局实施了有针对性的一揽子财政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各国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此外，中国在4万亿人民币财政刺激政策下实现了快速增长，对整个东盟+3地区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溢出效应，缓解了美国和欧元区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为东盟经济体（即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参与跨境项目提供了机会，从而促进了区域内的投资。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时，东盟+3地区实现了根本增长动力的重新调整，从依赖外需转为区域内部需求，支撑了本区域过去10年的强劲增长（AMRO 2019；AMRO 2020）。图2.3显示，来自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和中国的内需（扣除进口）在出口总增值中所占的份额从2005年的72%上升到2021年的80%左右。在过去10年，区域内需占主导地位，区域内制成品中用于区域外出口的份额减少，而用于满足中国和该区域其他国家最终需求的增值出口份额增加（进一步讨论见第三节）。

受益于快速城市化进程和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东盟+3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图2.4）。该地区目前占世界GDP的四分之一以上（28%）（按市场汇率计算），高于美国（25%）和欧元区（14%）。更重要的是，该地区已成为全球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2008至2022年间，该区域对全球增长贡献率是美国和欧元区贡献率总和的两倍多（图2.5）。伴随着经济增长，该区域全球贸易份额不断上升，其中大部分是由不断增长的内部贸易和投资所驱动（亚行，2017）（见第3节的进一步讨论）。例如，2022年东盟+3地区内部贸易额达到6.4万亿美元，相较2008年增长两倍。2022年，“东盟+3”内部贸易占其全球贸易额的44%，与欧元区内部贸易所占份额（47%）相当。

东盟+3已扩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并日益成为全球增长的更大推动力

（二）市场不利因素增加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全球经济需求长期疲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部门进入动荡频繁、市场波动率高的时代。在此背景下，本区域资本流动激增、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汇率升值且信贷大幅扩张。各国央行长期实行超低利率政策，各国投资者逐利而动，大量外国资本流入东盟+3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图2.6）。一些东盟经济体逐步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该区域的资本流入（Chua等，2013）。为应对流动性过剩问题，虽然各经济体具体措施存在显著差异，但该区域内大多数经济体在积累外汇储备的同时允许该国汇率对美元升值，从而应对这一挑战。3印度尼西亚、韩国等经济体在2010-2011年间的货币汇率迅速升值（图2.7）。充裕的流动性也推动了该区域股市的发展，部分国家的基准指数在2009年1月至2013年4月期间屡创新高，如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图2.8）。无独有偶，银行业尚未偿还的贷款余额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特别是在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这一指标已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0%（图2.9）。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 年前半期，全球流动性充裕导致东盟 +3 国家的资本流动激增，汇率大幅升值。

……也导致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和信贷强劲扩张

随着美国经济的初步复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开始谈论在2013年中期结束非常规货币政策或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可能性。在“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中，全球避险情绪高涨，风险资产大幅重新定价。因此，包括本地区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外部融资风险溢价扩大和股票价格下跌。基本面较弱的国家会遭受更严重影响，面临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亚洲新兴市场（如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在此期间更加脆弱。令人鼓舞的是，东盟+3地区的新兴市场认真吸取了“缩表”的教训，采取各类措施、加强宏观经济基本面，帮助其减轻美联储2014年货币政策正常化时的市场反应。由于脆弱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稳步增长和经常账户改善，整个区域内的市场压力得到抑制（图2.10）；充足的储备金更进一步保障了该区域的经济稳定（图2.11）。

2016年底，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投资者因担心美国的贸易政策，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政策，纷纷涌向传统的避险资产，全球新兴市场再次陷入低迷。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不同的是，中美贸易关系在随后两年（2018-2019年）面临严峻考验，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导致中国对美出口急剧下降。由于中国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出口与东盟+3地区高度相关，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担忧在该区域的全球价值链中广泛传播。尽管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但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内一些经济体可从之后的贸易转移中受益。图2.12显示，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盟+3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格局转移中受益最大。虽然地区出口总额仍然疲软，但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期间，部分经济体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这一数据表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中降低的大部分份额被其从东盟+3地区（中国大陆除外）经济体的进口所抵消（图2.13）。这一积极的发展态势表明，该区域与中国产品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该地区将会继续从贸易转移中受益，特别是区域中与中国出口产品相似度较高的地区。

经常账户结余的改善和充足的储备缓冲有助于保障区域金融稳定

东盟 +3(中国除外)经济体经历了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导致的贸易转移

（三）新冠疫情（COVID-19）大流行

正当全球增长和全球贸易开始从长期低迷中恢复的时候，新冠疫情（COVID-19）席卷全球，东盟+3地区也未能幸免。尽管各经济体的损失大小有所差异，但大多数经济体都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区域内所有经济体都采取了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这些措施一度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病毒的蔓延，使得该区域内大多数经济体的病例数控制在零或非常低的水平，与美国和欧洲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对本区域大多数经济体来说，成功遏制病毒传播的作用是短暂的，事实证明病毒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狡猾和顽强。最初为遏制病毒而采取的严格限制政策给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都造成了严重损失，表现为许多经济体失业率急剧上升、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以及就业率下降（图2.14和2.15）。同时，人员流动限制和边境关闭政策导致出口下降，国际旅游活动面临毁灭性打击（图2.16、2.17）。自2021年初以来，随着新冠病毒相关疫苗的开发，区域内各国的主要战略转移到提高疫苗接种率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限制政策上，从而在保障国民安全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影响。

新冠病毒流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重大影响

人员流动限制和边境关闭政策导致出口下降，国际旅游活动面临毁灭性打击

2022年以来，该地区终于在疫情防控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可以预期更全面的开放和更强劲的经济复苏。特别是东盟地区（图2.18），得益于其国内需求的强劲反弹，东盟地区在2022年呈现出比+3地区经济体更强劲的增长。新冠病毒抑制措施的取消释放了被压抑多年的需求，消费支出和投资总额激增。更重要的是，尽管2023年初出现了大规模的奥密克戎感染事件，但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包括初次接种和加强针接种）使东盟经济体重新保持开放的趋势（图2.19），对国际游客重新开放边境大幅促进了那些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的增长。

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包括初次接种和加强针接种)使东盟经济体重新保持开放的趋势

（四）宏观经济政策

在政策发展方面，鉴于全球金融周期带来的挑战和国内政策制定方面的限制，本区域各国政府逐渐重视扩大政策工具包，使本区域央行和监管当局采取包括外汇干预和一整套宏观审慎政策及相关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在内的全面政策组合，以保护经济免受全球金融周期的风险，补充传统的需求侧政策工具。东盟+3地区在宏观审慎政策措施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东盟+3地区更广泛地采用了此类政策。文献显示，东盟+3地区率先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如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通过抑制信贷过度增长和抑制资产价格膨胀来防止全球金融失衡的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此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被用作一种反周期工具，以抑制资本大幅流动带来的金融不稳定风险。在这方面，区域决策者成功地遏制了与信贷、流动性和资本相关的金融稳定风险。

在新冠疫情期间，得益于各国政府不断增强财政管理、采取持续的财政审慎政策，东盟+3地区的经济体为抗击新冠疫情，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宏观金融政策，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范围来看。各国央行放松货币政策，重新调整宏观审慎政策，以减弱新冠疫情对金融和信贷市场的不利冲击，支持经济活动。此外，央行还提供如下几种方式支持，包括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如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监管宽松以及有针对性地放松宏观审慎措施；也包括建立双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或向国际金融机构借款来确保美元流动性的政策，以抵消因贸易收入中断和对风险资产的风险厌恶所产生的压力。

2022年随着东盟+3地区的经济复苏，该区域当局已基本结束了在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非常规刺激措施，恢复政策缓冲空间。然而，俄乌冲突导致燃料和食品价格急剧飙升，该区域通货膨胀率骤然上升。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全球经济形势恶化迫使一些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采取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政策以保障经济增长。东盟+3地区在未来一年内将继续面临政策的激烈权衡和艰难决策，要实现多重政策目标，就必须采用一系列政策工具并调整政策组合。

总之，从2013年到2022年的10年间，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贸易形势不断演变。在此期间，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和欧元区）经济恢复艰难，外部需求依然相对低迷，而充裕的全球流动性又使市场充斥大量资本，资产价格上涨、经济波动加剧。鉴于全球经济对区域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东盟+3地区在区域内贸易增加的支持下，更多地转向依赖区域内需求作为增长动力。这种日益增长的区域一体化——即生产、投资、消费和出口活动越来越多地在区域内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经济体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繁荣的愿望，不仅促进区域内经济体更紧密的合作，而且增强了区域内经济体的长期韧性。这将是下一节的重点。

三、加强联系：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进展

过去10年间的各种全球冲击不仅证明了东盟+3地区非凡的经济韧性，这些冲击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本地区各经济体提供了动力，促使它们更加紧密地合作，以实现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共同目标。尽管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遭遇挫折，人们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不断增加——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2018-2019年），到新冠疫情大流行（2020年初），再到此后地缘战略竞争和紧张局势的加剧（2021-2022年）——但本区域各经济体却进一步加强了经济联系与合作——我们预计这一趋势也将继续持续下去。本章将对过去10年内东盟+3地区一体化与合作的某些方面进行剖析。

（一）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进展

在亚洲的各个次级区域中，东盟+3地区是迄今为止货物贸易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这反映了东盟+3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完善的生产网络4。作为区域和全球重要制造业中心中国在近年来不断崛起，构成了东盟+3地区跨境生产网络的强大推动力。这一趋势在中间品，特别是来自东盟的中间品上表现的更为明显。2013年至2021年期间，东盟+3地区的平均区域内贸易份额接近46%（图3.1）5，与前10年相比较稳定。然而，该份额在2017年达到47%的峰值后，近年来有所下降，反映出各种外部冲击对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影响，尤其是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的俄乌冲突。

在过去10年中，得益于东盟 +3 地区国家之间联系愈发紧密，该地区的贸易一体化一直保持强劲态势。

这一下降也反映在该地区的次区域贸易中，如：东盟和+3地区各自的区域内贸易份额在过去10年中也有所下降（图3.2），然而，“东盟+3”整体的区域内贸易份额并没有大幅下降，而且仍然高于各次地区的份额。这表明东盟经济体正在与其+3邻国进行更多的一体化和贸易，反之亦然。东盟与中国中间产品紧密的贸易联系是这一趋势的基础。事实上，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新华社，2022）。此外，双边贸易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与东盟经济体的贸易传统上以中间产品为主，中国再向美国等其他市场出口最终产品。然而，从增值额份额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东盟贸易的性质，可以发现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正由中间品贸易转为满足中国需求的最终品（图3.3），促进了该地区的增长动力的调整（见第二节的讨论）。例如，2021年，中国吸收了东盟区域各国的国内价值增值总额中出口部分的20%，而这一比例在2000年仅为6%（图3.4）。不过，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东盟10个经济体中，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其中7个经济体的国内价值增值总额中出口部分的最大消费国（主要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6这表明经济增长——尤其是该区域内高度开放和依赖贸易的经济体的增长——与中国的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今后这一现象将愈发显著。

东盟 - 中国贸易一体化的性质已慢慢超越中间产品，转向满足中国消费者的最终需求。

区域内服务贸易虽然落后于货物贸易，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平均来说，2013年至2021年间区域内服务贸易占区域服务贸易总额的40%（图3.5）。因为东盟是制成品的主要加工和组装地，这反映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从+3经济体流向东盟的的强劲势头7。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例有所下降，这很可能是因为东盟几个经济体正逐渐超越简单的组装，进入制造业价值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例如设计和制造（AMRO2021）。受益于多年来区域内游客的强劲增长，本区域的旅游服务业有所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旅行服务因新冠疫情而受挫，但因为与货物相关和其他商业类别（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其他现代服务贸易）的复苏抵消了旅行服务的下降，东盟+3地区的整体服务贸易在2021年得以迅速反弹（图3.6）。

服务贸易一体化虽然落后于货物贸易一体化，但也表现强劲，主要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服务活动以及旅行和运输。

(二)投融资方面的进展

东盟+3地区生产和贸易网络的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当时发展中经济体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积极开放，作为其“出口制造”增长战略的一部分（AMRO 2021）。此后，流入东盟+3地区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图3.7）。在过去10年中，来自区域外市场的内向型外国直接投资开始放缓，特别是自2013年“缩减恐慌”以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稳步攀升。我们观察到，在2013年至2020年期间，东盟+3地区内外国直接投资份额的增长大大低于该区域内货物贸易份额的增长，前者增长了11个百分点，而后者增长了不到1个百分点（见图3.1）。造成这一差异的直接原因，可能是东盟+3地区的制造商和出口商越来越多在其消费市场内部或附近进行生产（而不是直接出口），从而降低成本。

因此，东盟+3地区中约60%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本区域内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以往，区域内流入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日本跨国企业，但近年来来自中国（包括香港）的投资份额也显著增加；另一方面，东盟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基本稳定在17%左右（图3.8）。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制造业，尤其是电气和光学设备、金属、化工和运输设备行业——也是区域价值链最为强大的几个行业。在2018-2019年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期间，区域内投资仍保持韧性，但在2020年，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区域内投资有所下滑，尤其是受日本对东盟对外投资下降的影响。尽管如此，该地区在疫情后呈现强劲复苏趋势，使得该区域外国直接投资额在2023年得到恢复，尤其是与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数字化以及“三新”经济相关的行业（AMRO 2020、AMRO 2023a）。

令人鼓舞的是，与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的其他指标表明东盟+3地区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虽然与贸易一体化和外国直接投资一体化相比，这些指标仍然较低，但它们表明，在该地区强劲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稳健的增长前景推动下，东盟+3地区内部对金融资产的兴趣日益浓厚。截至2021年，在债券市场的深化和扩大的背景下，东盟+3地区国际债务发行总额的近30%区域内持有（图3.9）。虽然这一份额在2013年后，即“缩减恐慌”之后有所下降，但该地区发行新债的意愿并未得到大幅削弱。在股票投资方面，东盟+3地区内投资者大约持有该地区股票发行总额中的20%；这一比例虽然略低于债券，但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增长。+3经济体是最大的区域内发行者。就持有量而言，东盟+3地区内证券投资占成员经济体总投资组合（债务和股票）的不到20%。有趣的是，在过去10年中，该地区的投资者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持有更多的东盟+3股票，而不是债务——这很可能是由于超低收益的国际环境所致（图3.10）。

由于该地区基本面强劲，金融市场不断深化，

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震荡，但该地区内的投资额仍保持了韧性

除了资本市场，东盟+3地区的跨境银行业联系仍然很低，多年未出现大幅增加。国际清算银行（BIS）关于地方银行业统计（Locational Bankin Statistics, LBS）的数据表明，该地区许多银行（向国际清算银行报告数据的银行）8，向东盟+3地区经济体以外的交易方提供了更多贷款。因此，即使总债权比例保持稳定，东盟+3银行对该地区的债权占其总债权的比例已从2014年的6%以上降至2023年初的3%左右（图3.11）9。在各经济体中，泰国和中国的超过30%全球银行业债权来自东盟+3银行，而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比例约为20%。另一方面，东盟+3银行对该地区的负债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表明，虽然东盟+3地区的银行向外放贷较多，但它们从区域内借贷量也较为可观（图3.12）。截至2023年初，东盟+3银行中来自中国的负债约占全球银行负债的40%，其次是菲律宾约占30%。

然而，与其他区域金融一体化措施相比，东盟+3的跨境银行联系仍然较低

（三）人员流动量的进展

东盟+3地区的人员流动主要体现在旅游业。在过去10年中（新冠病毒时期除外），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东盟+3地区许多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金额增长的主要驱动力（AMRO 2022）。过去10年经济快速增长，中产阶级日益庞大，中国家庭是其中的主力军（AMRO 2020）。该地区各层面促进旅游的政策，使得东盟+3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在规模和复杂程度方面都不断提升10。

随着收入增加，东盟+3游客开始增加区域内的旅行活动（Chua、Lee和Liu，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东盟+3地区的入境游客总量在2019年达到2.808亿人次，其中约70%来自本区域内的经济体（图3.13）。中国公民到周边经济体的出境游增长迅速，旅游消费增加。因此，区域内需求推动该行业成为东盟+3中部分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和越南）11。2023年初，在中国游客回归速度放缓的情况下，区域内游客（不包括中国）为东盟+3地区的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带来了期待已久的提升。尽管新冠疫情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支撑区域内旅游业增长潜力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东盟+3地区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整个区域的软、硬基础设施投资的急剧增加。

超过70%的游客来自本地区，因此区域内旅游是东盟+3一体化的一个主要特征。

除旅游业外，东盟+3地区的经济体的出入境移民也密切联系。2020年，该地区约77%的移民来自周边经济体（约30%的移民来自中国，其次是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分别为15%和11%），这得益于地理位置邻近、文化联系密切、汇款便利以及大量支持移民工人的有利政策（图3.14）。然而与前10年相比，这一比例有所下降。这表明有更多来自区域外国家的移民来到东盟+3地区定居，特别是在该地区越来越多的经济中心崛起后(édes，2019）。泰国和柬埔寨——东盟+3地区中最依赖旅游业的前两大经济体——也是东盟+3地区内部移民的最大东道国；泰国2020年98.5%的移民来自东盟+3的邻国，其次是柬埔寨（95%）。相比之下，菲律宾和缅甸的入境移民更多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新冠疫情引发的边境封锁政策凸显了移民劳动力在东盟+3经济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人口负增长相对较强的地区。在过去两年中，重新吸引外国工人的政策有所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本区域的移民存量。不过，大多数区域内移民仍属于半技术和低技术工人（即帮工和体力劳动者）。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和鼓励外籍劳工政策等有利因素，”东盟+3“区域内移民也稳步上升。

另一方面，近期出境移民的趋势表明，东盟+3经济体中的许多人仍倾向于前往区域外的经济体（图3.15）。发达经济体的高收入机会是东盟+3移民，尤其是技术工人移民的主要推动因素。2020年，超过60%的出境移民前往北美和中东等市场。超过60%的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和缅甸的出境移民移居到周边经济体；相比之下，来自菲律宾、日本和文莱的移民主要移居到东盟+3地区以外的经济体。这也反映在双边汇款流量上：2021年，前一组经济体从东盟+3收到的汇款至少占其汇款总额的三分之二（图3.16）。然而，总体而言，东盟+3汇入汇款总额中只有7%来自区域内。这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离开东盟+3地区的出境移民人数较多；(2)东盟+3移民的人均汇款额较低，以及(3)新冠疫情的影响。大约20%的汇出汇款留在本区域（由区域内汇出汇款流量占其向外汇款总额衡量）。但是，在2010年至2021年期间，该地区14个经济体中有9个经济体的东盟+3地区内移民占其出境移民的比例不断上升，这将支持未来几年的地区内汇款比例上升。

（四）区域合作倡议

毫无疑问，东盟+3地区在过去10年中在贸易、资金流动以及人员流动等各个层面的联系日益紧密，是成员经济体多年来发起、推动和深化各种双边合作倡议和区域合作倡议的成果。所有这些行动，包括迄今取得的成果——都证实了各成员国对确保区域经济繁荣和金融稳定的坚定承诺。

过去10年间，东盟+3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数目不断增加（图3.17）。许多已签署（和现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合作范围更广，属于多边合作协定，而非双边合作协定，包括《香港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8年）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12。值得注意的是，RCEP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也是东盟+3致力于自由贸易和开放的有力证明（Hinojales 和 Tan，2022）。RCEP具有对超过90%的商品下调关税、详细规定货物贸易规则以及致力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等主要特点，这些特征不仅将在未来创造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还会加强区域供应链（Hinojales，2022）。更重要的是，强调促进以可持续和数字化为主导的增长，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方面带来更加紧密的区域一体化。

在金融方面，区域金融合作多年来同样取得了巨大的飞跃。自1997年以来，“东盟+3”经济体基于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合作，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就如何进一步改善本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监管合作、加强危机应对能力、构建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促进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开展密切合作（Khor, Guinigundo 和 Kawai, eds., 2022）。例如，2010年3月，用以支持东盟+3成员国之间流动性支持的多边货币互换机制，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协议正式生效，初始规模为1200亿美元。13东盟和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于次年成立，负责对地区经济进行监督，并支持这一地区金融安排的实施。此后，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协议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014年，该机制的规模翻了一番，达到2400亿美元；2021年，各成员修订了这一协议，将使用美元以外的成员国本币制度化（AMRO 2023b）。除了CMIM之外，东盟+3区域内双边互换安排（BSAs）的规模和数量也有所增长（图3.18）。其中90%涉及当地货币的东盟+3双边互换安排的扩大协议发生在已经建立贸易和金融联系的经济体。例如，东盟内部的互换协议侧重于促进贸易和投资中的本币结算，而《日本-东盟互换协议》则主要出于保持金融稳定和支持短期流动性的需求（Han 和 Lulu，2022）。

对自由和基于规则的贸易的坚定承诺以及区域金融稳定是东盟+3区域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

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是东盟+3地区的另一项重要倡议，由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旨在促进该地区债券市场的发展。这一倡议不仅促进了东盟+3整体市场规模的增长，还改善了本币债券市场的运作过程和流动性，使发行人和投资者都能从更可靠的收益曲线、更长的债券期限、更广泛的基准发行产品和更多的债券类型中受益（Yamadera， 2022）。各成员正在不断加强这些举措，同时探索新的区域金融协定（RFAs），从而进一步加强本地区抵御新出现的风险（如新的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的能力（Hinojales 和 Tan，2023）。

展望未来，随着本区域开始进入新冠疫情时代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我们预计区域内一体化水平将在过去10年所取得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东盟+3地区的经济体必须继续加强区域内联系，深化经济一体化进程，扩大经贸合作领域，保障本区域增长韧性，使区域内所有经济体广泛分享区域发展的成果。

四、展望未来：地区前景与长期挑战

前两节强调了东盟+3地区在过去10年中应对各种挑战表现出的卓越韧性。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最严重时，本区域的总体经济活动增长平平，而当各经济体重新开放经济时，经济活动又强劲增长，这种韧性再次得以证明。尽管全球经济局面仍不乐观，但东盟+3在加强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这是其韧性的重要基础。在今后一段时期，东盟+3的前景将取决于该区域的凝聚力和能力，以利用各经济体的集体优势来应对疫情后形势下的逆风和挑战——这些逆风可能会破坏该区域的经济复苏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此同时，东盟+3还面临着长期的结构性挑战（如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地缘经济分化），这些挑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本区域未来的宏观金融稳定。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为了防止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的经济伤疤恶化，也是为了保障该区域未来10年的增长潜力。

（一）宏观经济展望

展望未来，预计2023-2030年东盟+3地区的平均增长率为4.5%14，与2012-2019年5.3%的平均增长率相比有所放缓（图4.1）。外部挑战增强是当今区域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但持续强劲的国内需求和区域内需求部分抵消了这一影响。从近期到中期来看，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仍将疲软，外部需求可能仍将走弱。与此同时，由于商品价格——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仍高于大流行病前的水平，全球通胀率预计将继续走高，挤压家庭可自由支配的支出。美国货币政策紧缩周期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美联储政策及市场预期间的错位关系，也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地缘战略竞争加剧，这可能会削弱现有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长远来看，尽管外部环境较弱，但在本区域许多经济体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内需仍将是本区域增长的重要动力。如第3节所述，区域内贸易、服务、投资和劳动力一体化等主要趋势将继续加强，抵消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影响。因此，预计到2030年底，东盟+3地区将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趋势（图4.2）。

东盟+3地区近10年来的增长速度将放缓，但产出水平将会逐步恢复

在2030年前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趋势

在未来10年，东盟+3地区仍将是全球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43%，略低于新冠疫情前45%的平均水平（图4.3、4.4）。这一增长轨迹主要由中国、日本和韩国驱动，其对全球经济贡献率占地区贡献的四分之三。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4.5%，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后10年7.7%的平均水平，但中国仍将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持续发挥核心作用。不利的人口结构和生产率的下降是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持续挑战，我们预计日本的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与此同时，由于全球需求增速放缓，韩国的增长速度将更加缓慢。

该地区中的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平均来说在2023-2030年间为全球增长贡献9%。其中，印度尼西亚人口众多，将成为这一增长势头的主要引领者。在消费方面，预计私人消费将持续为东盟五国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在投资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将直接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预计投资将以较为温和的速度增长。年轻的人口结构和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推动菲律宾经济的继续增长；家庭支出和私人投资则将成为未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增长的重要动力。

预计东盟+3地区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中日韩和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

预计BCLMV（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经济体的增长将逐步加快，平均每年增长5.2%。因此，到下一个10年末，这些经济体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图4.5）。在顺利渡过疫情后，文莱和柬埔寨的国内投资和旅游业恢复将推动其经济增长。尽管老挝现有的结构性弱点可能会制约该国经济的增长，但在自然资源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下，老挝经济也将实现增长（世界银行，2023年）。缅甸的增长前景将继续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抑制了该国的投资。然而，假设政治僵局得到解决，在投资增长和出口反弹的带动下，缅甸的经济增速将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东盟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增加，部分抵消了中日韩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下降的影响

（二）区域一体化和合作展望

东盟+3地区前景展望的一大重要特征是有望继续推进一体化与合作进程，这保障了该区域未来的持续发展。未来10年，区域一体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虽然未来区域一体化的速度可能慢于上一个10年——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带来了政策不确定性，民粹主义压力引发了部分发达经济体全方位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支持东盟+3地区建立愈发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的催化剂并未改变。

东盟+3地区必须加强物流互联互通，以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发展，从而更好利益日益转向东盟+3地区的全球需求。东盟+3地区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亚洲购物者”（Shopper Asia）的兴起，意味着该地区的出口商将越来越多地迎合这一迅速扩大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选址主要考虑市场因素，东盟+3地区更加靠近消费者，因此外国直接投资也更可能留在本地区。除了满足区域内需以外，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跨国企业吸取新冠疫情的教训，为增强供应链韧性、更好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此投资建厂。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以预防地缘政治风险、降低生产成本、并更好地利用现有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优惠关税（Chua等,2023）。此外，日本政府对将生产转移到东盟的公司予以补贴，韩国政府也出台“新南方政策”，鼓励韩国公司向该方向转移。这些趋势表明，东盟+3地区未来的投资和金融联系将更加紧密，同时会加强供应链安全，鼓励区域内移民劳工流动。+3经济体的劳动人口萎缩，将会有更多业务转移到那些年轻人口较多的经济体，移民和汇款额度的增长会使他们受益（Oros 2023）。

东盟+3地区可以利用数字化和数字一体化的力量，加强地区之间联系和整体增长潜力。虽然数字化在前10年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它将成为东盟+3地区一体化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新冠病毒加速了“数字化进程”，推动电子商务和其他易于跨境交易的数字服务蓬勃发展。2021年生效的《东盟电子商务协议》将促进该区域跨境交易发展，推动东盟各经济体更多使用电子商务的方式。这将使它们在网络安全、数据保护和数字身份等领域赶上+3经济体，从而进一步促进整个区域的数字和经济一体化。数字化还将促进东盟+3内部更高水平的货物贸易的发展——其中，电子平台和电子文件是海关手续简化的关键，而智能技术将进一步改善整个地区的物流互联互通（AMRO 2022）。通过完善实时跨境支付和结算基础设施，特别通过建设覆盖该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高效协调、可交互操作的全区域支付网络，上述因素将对东盟+3地区金融一体化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充分发挥跨境贸易和电子商务的潜力。

最后，东盟+3地区的发展要以控制现有气候变化风险为前提（见第四节（三）长期挑战），东盟+3经济体还需要通过加强在跨境能源贸易、技术创新以及绿色金融网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努力制定共同长期的气候变化愿景和战略（AMRO 2022, AMRO 2023a）。

（三）长期挑战

尽管增长前景光明，但东盟+3地区仍然面临诸多长期挑战，如果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这些挑战可能会阻碍地区经济发展。在本文中，我们将简要强调该地区面临的两个突出的结构性挑战——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受限于篇幅以下部分将对这两项挑战进行概括介绍。

东盟+3地区目前正在经历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3中所有经济体的人口都在下降。未来10年，东盟+3地区中的五个经济体将进入重度老龄化（或超老龄化）社会，超过20%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图4.3）；其他尚未进入老龄化的东盟+3经济体的老龄化速度也较以前明显加快（图4.4）。只有柬埔寨、缅甸和菲律宾等国受益于其较高生育率，老龄化速度较慢。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们需要考虑多方面的经济影响，包括对财政政策、劳动力市场和经济体增长前景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减少。随着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和退休人数的增加，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从而削弱东盟+3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享有的竞争优势。除非全要素生产率相应提高，否则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大多数东盟+3经济体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加速

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必然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医疗保健服务、养老金和其他老年人护理设施的需求激增。对于社会保障体系欠发达的东盟+3经济体来说，这意味着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不仅要确保老年人的福利，还要控制财政失衡。在这种背景下，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医保融资模式和长期护理设施变得至关重要。据估计，与2022年相比，2032年的医保支出的额外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不足1%（中国、日本和泰国）到超过2%（香港、韩国和新加坡）不等（AMRO 2023c）。东盟+3地区即将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伴随着挑战，必须制定积极的政策，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战略，如投资自动化和提高劳动力技能，从而减缓劳动力缩减可能带来的经济放缓。此外，养老金和医保制度改革以及支持这些改革的财政措施也至关重要。政府应鼓励妇女和老年人更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甚至移民改革也可以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广泛战略。

在气候变化方面，"东盟+3"经济体面临着巨大的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将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在实体风险方面，东盟的几个经济体——缅甸、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1999年至2018年期间是世界上因与天气有关的灾害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经济损失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AMRO 2021）。就转型风险而言，减缓气候变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上碳密集度最高的经济体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的渐进过程——现已成为全球的当务之急。

东盟+3向碳中和的加速转型将对区域内经济体的中期宏观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要应对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东盟+3地区就必须转变生产、消费和分配现有资源的方式。一些东盟+3经济体被评估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最差的经济体之列（图4.6）。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公共支出和私人投资的支持，从而会对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对碳排放进行适当定价（此举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将推高化石燃料能源的价格，可能影响东盟+3地区的出口竞争力，加快引致现有存量资本过时，甚至影响经济增长，而这一切都需要靠对绿色能源更大的投资来抵消。

大多数东盟经济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国内生产总值将受到严重影响

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风险可能会蔓延到金融体系，并可能扩大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随着灾害更加频繁、剧烈和广泛，企业受自然灾害影响加剧，抵押品价值减少，进而影响企业资本总量，而东盟+3银行可能面临信贷违约增加的问题。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愈发不健全，导致保险成本急剧上升，进一步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压力。随着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向清洁和绿色投资倾斜，东盟+3经济体现有化石燃料项目的贸然撤回都可能使该地区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搁浅的风险，这再次凸显了气候变化给金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2023年至2030年期间，东盟+3地区的平均增长率预计将放缓至4.5%，低于前10年年均5.3%的增速。短期内，全球增长疲软（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全球通胀加剧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将抑制经济增长。尽管如此，区域内需仍将是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到2030年底，东盟+3经济体将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趋势。在+3经济体的带动下，该地区预计将在未来10年为全球增长的贡献43%的力量。其中，中国尽管增长放缓，但仍将发挥核心作用。在东盟内部，东盟五国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而BCLMV经济体将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增长率。东盟+3地区将重点关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化，进一步加强区域一体化。包括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在内的长期挑战需要我们进行前瞻性规划，以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和经济稳定性。该地区应对这些挑战、保持合作和一体化的能力对于该地区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

专栏

东盟+3地区的未来与“一带一路”倡议(BRI)的背景15

东盟+3地区各经济体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富有活力，未来10年预计将持续保持这一趋势。与此同时，正如第四节所讨论的，该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长期挑战，需要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持续投资。然而，对东盟的中低收入经济体而言，即使经济增长有望恢复，收入向发达经济体靠拢的速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图A)。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出口战略是许多东盟经济体的主要增长动力，需要持续的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在支持这些出口的基础设施方面。一方面，新冠病毒凸显了该地区许多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另一方面，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增加，需要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预测，东南亚未来二十年的基础设施需求每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这数字超出了该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能力。尽管财政改革有可能弥补部分缺口，私营部门也可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外部支持，资金总量仍然不足。此外，该地区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巨大目不平衡，低收入经济体的储蓄与投资缺口以及中等收入东盟经济体缺乏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生态系统等各种挑战加剧了这一缺口。

东盟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差距最大；

与BRI相关的投资日益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驱动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河在缩小地区基础设施差距方面发挥作用。自2019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在本区域的投资加速增长，在亚洲的投资日益多样化(图B和图C)。“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增长，填补沿线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这一倡议可以为本区域内的经济体提供融资机会,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添砖加瓦增添动力,同时通过生产网络产生积极影响。在气候投资方面，为应对气候问题，尽管各项目存在差异，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项目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这将进一步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绿色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吸引力，如适应气候的基础设施、该地区的防洪设施和海岸线保护设施。同样，在医疗卫生领域，区域经济体可以充分利用发展医疗卫生领域基础设施或以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一带一路”的项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基础更加广泛

然而，为了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解决近年的一些核心问题，包括:合作经济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那些不可行的项目，进而陷入债务陷阱;合作经济体对具有地缘政治重要影响的战略资产的控制力度将因此减弱: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当地的实际收益仍然有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担忧反映了投资国中国与其他东道国之间的期望错配问题。过去的发展经验，包括东盟+3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这种期望错配问题并非不可克服16。只要能获得可观的长期经济收益，中国和其他东道国就可以制定出一套既能解决双方关切又能维护双方利益的方案。

其中一种可能的方案可以借鉴如下三个主要原则:明确挑战、建立健全的治理方式以及学习成功项目的经验，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发展。过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包括那些作用于本区域的项目都着重强调解决经济可行性和债务可持续性问题，需要确定基础设施建设的先后次序并对基础设施运营问题做细致处理。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管理框架，明确界定包括主要国际组织在内的所有利益收关方的作用，汇集资源，释放资金，分散风险，并制定参与规则，从而指导具体项目评估、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和风险缓解措施的推行。

最后，东盟可以作为实施、完善和展示“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成效的试验田。受益于东盟各经济体与中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一体化倾向，再加上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倡议，东盟可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最大影响提供肥沃的土壤。东盟成功案例不仅有利于解决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也可作为全球其他“一带一路”项目的典范。

五、结论

总之，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过去10年里，尽管全球形势更加复杂，东盟+3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该地区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在面对多重全球冲击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经济韧性。经济基本面的有利因素，如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日益富裕的环境中出现的庞大中产阶级，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增长动力的调整，区域内需已成为反映中产阶级迅速崛起的重要增长支柱。区域一体化，特别是东盟+3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动力，反映了过去10年间区域成员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加深合作的显著成就。

在这一势头的基础上，东盟+3地区有望在下一个10年实现持续增长，而持续强劲的地区内需将成为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该地区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城市化进程和持续的结构转型，区域内部消费和投资将成为更重要的增长动力。区域一体化的关键作用不容小觑。东盟+3经济体之间不断深化的联系，不仅促进了彼此的贸易往来和投资，还提高了跨境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的区域一体化提高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成为区域繁荣发展的放大器。

尽管如此，东盟+3地区仍需应对日益紧迫的长期挑战。要想解决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各经济体分配现有资源的方式，包括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填补该地区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这种积极的发展态势值得肯定，并将在未来10年很好地弥补本区域巨大的基础设施差距。

l  本文由 Marthe M. Hinojales、Catharine Kho和Anthony Tan (主笔)撰写，Megan Chong 对此提供支持，Allen Ng (均来自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区城监测组)亦对此进行监督。作者感谢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 Li Kouqing 博士和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 Hoe Ee Khor 博士的指导和有益意见。所有观点和错误仅代表作者本人。

2  为简洁起见，文中“中国香港”和“文莱达鲁萨兰国“分别简称为“香港“和“文莱”。

3  区城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为应对资本流人激增而采取的外汇干预措施，尽管程度不同，但都是为了减轻货币供应量增加所带来的影响。摩根(2011)认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内流动性的直接影响似乎很容易被冲销干预政策所遏制。

4  这是相对于其他五个地区而言的: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见《亚行2023》)。

5  区域内份额是指区域内贸易(出口加进口)占世界贸易总额(出口加进口)的百分比。

6  美国仍然是这三个经济体出口DVA的最大消费国:柬埔寨、菲律宾和越南。就其他经济体而言，中国在2004年对缅甸、2005年对老挝、2009年对文莱、2011年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2013年对新加坡和2014年对泰国的出口量超过了美国。

7 根据经合组织-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平衡数据库，与货物有关的服务包括两个部门：(1) 为他人拥有的实物投入提供的制造服务；(2) 别处未分类的维护和修理服务。第一项包括“不拥有相关货物的企业进行的加工、组装、贴标签、包装等活动”。也就是说，制造活动是由不拥有货物的实体进行的，并由货物所有者支付费用（马来西亚统计局，2011）。

8  来自东盟+3的BIS报告银行来自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

9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债权是指“[汇报银行]存放在[其他]银行的存款和余额、给银行和非银行的贷款和垫款以及持有的证券和参股”。另一方面,负债“主要涉及从银行和非银行收到的存款和贷款”。

10  这包括营销、质量标准、连通性、安全和安保、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主题公园、酒店和餐馆以及其他领城(AMRO 2022)。

11  在东盟+3地区，旅游业对经济活动和就业的平均贡献在2019年分别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5%和总就业人数的12.9%。

12  CPTPP的11个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另一方面，截至2023年6月，RCEP在东盟10个成员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生效。

13  CMIM的核心目标是(i)解决东盟+3地区的国际收支和或短期流动性困难，(ii)补充现有的国际金融安排(AMRO 2023b)。

14  东盟+3经济体在2023-2024年的增长是AMRO的预测，而其他经济体和2025年以后的增长则包含了工作人员对牛津经济学预测的判断。

15  本节概述了"一带一路"倡议文件:应对挑战和释放潜力以实现高质量和包容性增长的框架》(Khoretal.2019)。

16  将“金砖倡议”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在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ODI)相提并论是很有见地的。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尽管最初饱受批评但却成功地协调了双方的利益，实现了双赢。日本最初的财政援助计划因与使用日本承包商和采购日本商品挂钩而受到批评。然而，随着政策和做法的改变，日本的财政援助计划受到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