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巴曙松1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虽然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全球化进程遭遇强劲逆流、地缘政治冲突仍旧不断，但在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下，“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不同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进展，但也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篇报告将以东南亚、中亚、南亚、非洲、拉美和西亚六大次区域为研究对象，结合不同区域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地缘优势、禀赋特征和发展潜力，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趋势与经济增长潜力，为未来的合作与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发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由此进入国际社会视野。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发展壮大，获得了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数目逐年增加，目前已吸引全球超过3/4的国家参与。截至2023年6月，已有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社会、海洋、电子商务、科技、民生、人文等领域。
十年来，“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加。截至2022年底，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151个国家中，144个国家（叙利亚、黎巴嫩、阿富汗、古巴、巴勒斯坦、纽埃、库克群岛无数据）的GDP总值为23.2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值的23.23%，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68%。根据麦肯锡预测，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将会贡献全球GDP增量的80%左右，发展潜力巨大。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使参与方贸易增加4.1%，吸引外资增加5%，使低收入国家GDP增加3.4%。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2012-2021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全球份额提高3.6%。世界银行测算，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收益，占全球GDP的1.3%。2015-2030年，760万人将因此摆脱绝对贫困，3200万人将摆脱中度贫困。
（一）东南亚：产业链重构的受益者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次区域，同时兼备海缘与陆缘功能的结合地带。东南亚地区位于中国以南，区域位置较为独特。东南亚地区共包含十一个国家，分别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文莱、东帝汶、泰国、越南、新加坡、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目前均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一地区横跨南北半球、连接三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沟通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是联通世界几个主要经济体（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的重要通道。十年来，“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或相关举措接续落地，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1.富有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发展潜力明显。十年来，东南亚地区GDP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14%，高出全球水平1.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东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既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新加坡，也有近年来迎来经济高速增长、颇受瞩目的新兴经济体越南，也有不发达国家行列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其中越南增长率为6.64%，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增速也较快，分别为6.18%、5.92%和5.56%。2022年，东南亚地区生产总值共约3.66万亿美元，占亚洲生产总值约9%，占世界生产总值约3.5%。其中印度尼西亚GDP总量1.32万亿美元稳居东南亚国家首位，规模远超其余十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经济体量较小，GDP总量合计仅在东南亚国家中占据不到4%的比例。过去十年，东南亚地区人均GDP从2013年的4201.507美元增至2022年的5434.08美元，复合增长率达2.90%。2022年，东南亚地区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为新加坡、文莱与马来西亚，分别为8.28万、3.77万、1.24万美元。
从进出口的增速来看，除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有一定下滑外，过去十年东南亚地区（东帝汶无数据）进出口增长迅猛，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平均增速达5.47%，进口额平均增速达5.24%。其中，出口增速最快的国家分别为越南、柬埔寨与老挝，增速分别为10.61%、10.53%与8.66%；进口增速最快的国家分别为越南、柬埔寨与菲律宾，增速分别为10.59%、9.91%与7.99%。东南亚地区的进出口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其与世界经济贸易的联系日益加深，不仅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趋势预示着东南亚地区在未来将继续深化其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互动，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产业链重构下的产业转移
近年来，在其他部分国家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升级等因素的影响下，多国企业开始将产能逐渐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转移。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五国凭借明显的区位优势和相对完善的工业基础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外资流入地，并很大程度上协同带动了地区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南亚地区地理优势突出，许多主要沿海城市都有自己的国际港口和贸易中心，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等。其海运专线有着路线成熟、载货量大、成本较低的特点，利于其他国家跨境运输工业原料、中间品以及东南亚向全球出口产成品。
从政策支持来看，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暂未出台与化工业相关的限制政策，且多个国家陆续颁布减税、免税政策。比如，马来西亚规定投资额在5亿马币以上的制造业的新进投资，可获为期15年全额免税；越南制定了《外国投资法》，给予特别鼓励投资地区的项目和特别鼓励投资的项目4年免交所得税及四年后减半征收的优惠。
从人口红利来看，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利于形成更大的消费市场。2013年东南亚地区总人口6.25亿人，2022年为6.76亿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0.88%，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老挝、文莱六国的近10年复合增长率均在1%以上，实现了人口的持续平稳增长。
从各国承接的产业来看，主要品牌包括电子、游戏及软件、零售制造业、汽车等。在手机、汽车、数据中心等众多终端厂商不断迁移的带动下，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电子产业迎来了高速发展，其中电子元器件产能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达到20%，并且在制造、封测、MLCC、PCB、零部件组装等特定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聚集效应。
（二）中亚：贸易差额由逆转顺
中亚在狭义上一般指“中亚五国”，位于亚洲腹地，地缘位置独特。这些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承载着多样的民族和宗教背景。中亚地区具体包含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五个国家。过去十年，中亚地区经历了经济发展的转型和变革，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同时，中亚地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地，已经成为亚洲通过陆路与欧洲市场链接的重要枢纽、西向开放的黄金通道。
1.疫情以来增长强势
近十年来，中亚地区经济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中亚地区过去十年复合GDP增长率为4.1%。整体上低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5.7%，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3.1%。新冠疫情以来，中亚地区经济增长强势，GDP增长率已高于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平均水平。近十年来,中亚地区中平均GDP增长率前2位的国家分别为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7.1%和5.9%。2022年末，中亚地区GDP为4057.2亿美元，占全球GDP的0.4%。中亚地区中GDP前2位的国家分别为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占中亚地区总GDP的55.7%和19.8%。2022年末，中亚地区人均GDP为5208.94美元，整体上低于亚洲发展中国家人均14328.73美元与全球人均12527.30美元。
过去十年，中亚地区进出口实现从经常账户逆差向顺差的转变。2022年，中亚地区的出口额和进口额都有较大增长，分别增长8.95%与13.29%，远高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增长幅度1.91%与1.05%，以及全球平均出口额和进口额增长幅度4.79%与5.45%。从国家细分来看，其主要体现在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逆差明显好转。
2.过度依赖第一产业
十年来，虽然中亚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至2021年略有下降，从2012年的16.35%下降至2021年的15.24%，但仍远高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高收入）的7.95%与全球平均水平4.30%。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至2021年保持稳定，2021年中亚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33.60%，稍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高收入）的39.04%，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7.5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至2021年略有上升，从2012年的42.05%上升至2021年的43.93%，但仍明显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高收入）的52.57%与全球平均水平64.42%。可见，中亚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相对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高收入）与全球平均水平较弱，主要体现在第一产业占比过大、第三产业对于GDP的贡献明显不足上，产业转型升级将带来广阔的成长空间。
（三）南亚：经济增长领跑全球
南亚次大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域，包括7个国家，包含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但由于截至目前印度尚未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因此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数据仅包含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6个国家。“一带一路”南亚国家包含了全世界5%以上的人口，但仅占世界GDP的1%，是继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后全球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1.经济地位不断提升
近十年来，南亚6国地区经济呈增长态势，经济水平不断提高。GDP总量从2013年的4854.3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9606.9亿美元2，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从2013年的0.6%增加至2022年的1.0%。南亚地区过去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9%，显著高于世界3.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和亚洲发展中国家5.7%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从人均GDP上看，受制于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层次低等因素的影响，南亚地区人均GDP从2013年的1364.4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2272.5美元3，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8%，显著高于世界1.9%的人均GDP增速，展现出较强的发展潜力。同时，由于政治动荡、教育落后等原因，南亚地区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2022年失业率为7.2%，高于世界5.8%的失业率水平。
总体看，南亚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逐步提高，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力逐渐提升；无论是从GDP增速、人均GDP增速、GDP复合增速还是人均GDP复合增速上看，南亚经济体均展现出作为新兴经济体强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侵略的历史因素，以及内部的民族、种族、宗教纷乱等因素，再加上人口密度和基数较大的原因，人均GDP大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了南亚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仍然较为低下，失业率也高居不下。
2.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南亚地区是一个农业大区，在世界第一产业增加值中占比较大，但2018年来第一产业占比逐年下降，有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趋势；工业化程度较低，落后于全球，但保持持续追赶的态势，在全球第二产业的比重也越来越高；服务业地位显著上升，但存在较大的潜在增长空间。
从第一产业来看，近十年来，南亚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4143.0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7189.1亿美元4，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3%，高于全球第一产业增加值3.4%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从第二产业来看，南亚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1325.2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2488.2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2%，显著高于全球第二产业增加值3.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从第三产业来看，南亚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2617.0亿美元增加至2021年的5605.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8%，显著高于全球第三产业增加值2.9%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四）非洲：产业附加值有所提升
非洲位于东半球的西南部，共54个国家，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2%，为世界第二大洲。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历史原因等，非洲国家长期处于落后水平。非洲共54个国家中，除毛里求斯和斯威士兰外的52个国家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过去十年，中非“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非洲经济发展的转型与变革，但非洲经济仍发展缓慢，在进出口贸易和债务问题上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1.第三产业正在逐步崛起
从区域内GDP总量来看，过去十年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的非洲地区共51个国家（苏丹无数据）整体的GDP复合增长率达1.96%，与亚撒哈拉地区增长率的1.96%相同，远低于全球平均增长率3.05%，整个非洲区域在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较慢。同时，非洲区域内整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十分严重：2022年，GDP总量前五名的非洲地区国家尼日利亚、埃及、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总GDP达16917.8亿美元，占非洲地区总量的34.26%；GDP总量后五名的国家冈比亚、赛舌尔、几内亚比绍、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GDP仅75.5亿美元，仅占非洲地区总量的0.15%。
从出口情况来看，非洲地区商品与服务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从2013年的30.48%上升至2022年的31.30%，近三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1.50%，说明疫情以来非洲地区商品与服务出口恢复速度强劲。同时，从商品与服务的出口结构来看，作为第三产业的运输业与旅游业的占比均有所上升，2022年非洲地区运输业出口额占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的比例为26.22%，同比增长9.13%；运输业出口额占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的比例为44.37%，同比增长16.58%。说明非洲地区高附加价值的第三产业正在快速崛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非洲地区有望逐渐脱离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
2.部分国家债务问题凸显
过去十年，随着发展建设的需要和贸易频繁，非洲地区债务负担加重。过去十年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的非洲地区共49个国家（苏丹、索马里、利比亚无数据）平均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达63.38%，高于亚撒哈拉地区的56.30%，低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73.74%，十年复合增速达5.89%，远高于亚撒哈拉地区的1.96%，逼近亚洲发展中国家的6.46%。其中，厄立特里亚、佛得角、莫桑比克的债务总额占GDP比例均超过100%，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问题，同时刚果（金）与塞拉利昂的债务总额占GDP比例也逼近100%，且过去十年复合增速在10%以上。
（五）拉美：大宗商品拉动经济拉丁美洲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拉丁美洲共有33个国家及若干未独立地区，本文分析的拉美地区仅包括拉丁美洲中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共21个，包括智利、圭亚那、玻利维亚、乌拉圭、委内瑞拉、苏里南、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巴巴多斯、古巴、牙买加、尼加拉瓜。
1.经济增长缓慢且不均
过去十年，拉美地区年复合GDP增长率仅0.46%，远低于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1.04%、亚洲发展中国家的5.68%与全球平均水平3.05%，占全球GDP的比例从2013年的2.32%下滑到2022年的1.87%，整体经济增长缓慢。2022年，拉美地区（古巴无数据）GDP为18707.18亿美元，其中GDP前3位的国家分别为阿根廷、智利与秘鲁，分别占拉美地区总GDP的33.80%、16.08%与12.96%。2022年，拉美地区的人均GDP分布差距较大，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圭亚那达18,989.8美元，而人均GDP最低的国家尼加拉瓜仅2,255.4美元。
受全球疫情、俄乌冲突影响，原油、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近年来持续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让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等石油、农产品净出口国受益。但要注意的是，此轮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与本世纪初有所不同，本轮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疫情、俄乌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给短缺，没有强势的经济增长作为基础，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运行不具备可持续性，很难支撑拉美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后疫情时期经济“反弹效应”耗尽，以及货币政策紧缩导致消费和投资水平下降，或将对拉美地区的经济带来压力。
2.政策空间受多重制约
受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美联储连续加息、气候变化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等多方面的影响，当前拉美多国面临通货膨胀和债务的双重压力，大幅缩窄了拉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
从通货膨胀情况来看，2022年，拉美地区和加勒比地区整体通货膨胀率达到15.4%，同比增长3个百分点，其中作为拉美第三大经济体的阿根廷，通货膨胀达到了三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94.8%，而哥伦比亚、智利的通胀率约为13%，墨西哥的通胀率也达到7.8%，均达到二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加息等输入性因素和疫情激励政策等内源性因素叠加，导致了拉美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通胀率不断攀升。
从债务情况看，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拉美地区近十年的债务总额和其占GDP的比例不断攀升，其债务总额从2013年的7,433.6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12,499.9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2013年的41.51%增加至2022年的66.80%。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拉美地区66.80%的债务总额占GDP比例远高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46.82%的债务总额占GDP比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拉美地区经济均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拉美地区近十年的财政收入均低于财政支出，十年平均财政赤字率为3.67%；2022年拉美地区的净贷款/借款占GDP比例为-2.55%，整体对外借款大于对外贷款且外债率持续上升。
（六）西亚：能源产业带动经济
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西亚区域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黎巴嫩、塞浦路斯、阿富汗等20个国家。该区域位于亚洲西部，自阿富汗至土耳其，是联系亚、欧、非三大洲和沟通大西洋、印度洋的枢纽。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已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柱。
1.能源产业为优势产业
近十年来，西亚20国GDP总量从2013年的3.94万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4.57万亿美元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7%，显著低于世界3.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从2013年的5.1%下降至2022年的4.5%，整体上看西亚地区经济地位相对下降。2022年末，西亚20国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为4.5%。其中GDP总量前两位的国家分别是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两国GDP总量合计占西亚地区GDP总量的44.2%，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在2013-2022年间GDP年均复合增长率较低，仅为-0.6%。从人均GDP上来看，2022年末，西亚20国中仅有8个国家人均GDP高于12702.9美元的全球人均GDP水平6。
西亚地区属于典型的资源型产业结构，以油气、矿产的开采和加工为支柱产业，产业结构单一、贸易结构相似度较高，容易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影响。2022年末，西亚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780.0亿美元7，仅占世界第一产业增加值的4.1%，占西亚20国GDP总量的比重为3.9%。2022年，西亚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5万亿美元，占世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6.6%；西亚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7%，明显高于同期全球28.0%的水平；2013-2022年，西亚20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45.0%下降至40.5%，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可以看出西亚地区的发展重心正在逐步向旅游业、水利交通等服务业转型。
2.进出口呈现双向萎缩
从贸易总额来看，2013-2022年，西亚20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3.10万亿美元增加至3.29万亿美元8，年均复合增长率为0.6%，显著低于全球3.2%的水平；西亚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6.7%减少至2022年的5.3%，这是出口、进口萎缩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系西亚地区作为“五海三洲”之交界地，长期处于战争、民族矛盾尖锐化、政局不稳定的状态之下，近几年该问题尤为显著。2022年西亚20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最高的四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四国合计占西亚贸易总额的70.7%，除了以色列外，这主要是得益于西亚地区天然的油气资源禀赋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为亚洲、拉美、欧洲和非洲的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具有推动区域一体化、加强国际关系和促进参与国共同繁荣等更大的潜力。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根据资源禀赋、地缘优势、劳动力成本、产业发展程度差异精准布局，推动经贸合作从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农林开发型等传统产业，向商贸物流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服务型、科技研发型园区转型升级，在持续推进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工程承包合作、海外劳务合作、进出口贸易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推陈出新，通过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开拓第三方市场、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投资经营民生发展合作等创新合作形式，持续加强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更加重视发展合作的普惠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一）东南亚：数字经济领跑全球
如前文所述，人口基数大、就业市场活跃、市场开放程度高，是东南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正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引擎。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淡马锡控股和咨询公司贝恩于2022年10月联合发布《2022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乘风破浪，走向机遇之海》称，近年来东南亚地区互联网用户增长迅猛，从2019年的3.6亿左右增至2022年的约4.6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8.5%，远超东南亚地区的总人口增长率；2022年底，东南亚市场的数字消费者占当地人口的比例约为82%，远高于2019年63%的数字消费者占比，该比例预计将在2027年上升至88%；在全球宏观经济下行趋势的背景下，东南亚数字经济发展逆势而行，2022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成交金额（GMV）有望达到1940亿美元，2019-2022年东南亚数字经济GMV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4%，未来3年内有望保持20%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速，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3300亿美元，该GMV规模比淡马锡、贝恩和谷歌在2016年的报告预期中早了三年。
2017年，“一带一路”正式提出数字丝路建设的倡议，进一步加速了东南亚各国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2017年12月，中国、老挝、泰国等七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的“数字丝绸之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020年被称为“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中国面向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开展了北斗应用系列活动，协助泰国打造5G智能示范工厂，分别在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建设了海外云计算中心，一系列举措持续加强了东南亚各国在电子商务、科技创新、5G网络、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建设，让东南亚数字经济在深化务实合作中获得提质升级、迈上更高台阶。
作为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次区域之一，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无论是电子商务、旅行、外卖、交通运输或是在线媒体行业，东南亚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未来的经济数字化道路潜力无限。若能进一步扩大受众群体，并通过ESG因素和“一带一路”合作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未来东南亚有望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领跑者。
1.越南：未来的数字经济领跑者
2022年，越南超过新加坡和菲律宾，成为东南亚第四大经济体。疫情之下，尽管越南经济增长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疫情催生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成为了越南GDP增长新的助推剂：《2022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19-2022年越南数字经济规模从130亿美元增长至230亿美元，有望在2025年达到490亿美元，2022-2025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达到31%，将成为东南亚地区数字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目前，越南的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网络通信、网络安全等领域，发展成果斐然。电商方面，2022年越南电商规模约140亿美元，已成为东南亚第三大电商市场，仅次于印尼和泰国，而2022年越南电商白皮书的数据显示，网上购物的消费者人数从2017年的3360万人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4930万人和2021年的5460万人，预计2022年将达到5700-6000万人；网络通信方面，据越南信息与传媒部的数据，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迎来高速发展，2022年总营收达1480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8.7%，对GDP的贡献率约7.18%；网络安全方面，据俄罗斯信息技术安全公司卡巴斯基的数据，2019年越南在线攻击次数比2018年下降了30%，且是东南亚地区恶意移动软件数量第二少的国家，仅次于新加坡，而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21年6月发布的第4版《全球网络安全指数》调查报告（GCI2020），越南网络安全指数在194个国家（地区）中升至第25位，在亚太地区排名第7位，在东南亚排名第4位。
总而言之，越南作为一个人口接近1亿、经济体量庞大、数字化顶层设计与全局规划完备、数字化转型意识不断提高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一带一路”倡议频提数字化转型升级、频倡数字化发展合作的机遇之下，未来有望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数字经济的领跑者。
2.印尼：数字经济动能潜力十足
印度尼西亚作为全球人口总数排名第四的国家，不仅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数字经济规模、电商规模等方面同样高居东南亚首位：《2022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显示，印度尼西亚2022年的数字经济规模预计为770亿美元，并有望在2025年翻一番增至1300亿美元；受疫情影响，印度尼西亚电商行业出现爆发式增长，2019-2022年印尼电商规模从250亿美元增长至约59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3%，快于交通运输、外卖、旅行、在线媒体等其他数字经济子行业，并有望在2025年增至950亿美元。此外，根据印尼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疫情发生后印尼有47.75%的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在线营销，而在疫情发生前该数据仅为5.76%。
然而，印度尼西亚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点不同、岛屿众多、地域差异显著等因素，面临经济转型周期长、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典型问题，这将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乃至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均衡。因此政府在开展数字化转型之前，需首先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等方式，完善数字化基础薄弱的企业和区域的基础设施软硬件建设，努力缩小企业、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稳中求进、平衡发展，方可步入去中心化、移动互联化的新型数字生态，实现数字化的跨越式发展。
3.《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是全球首个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规则安排，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三个国家于2020年6月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在数字经济方面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数字化合作。该协定以电子商务便利化、数据转移自由化、个人信息安全化为主要内容，涵盖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据问题、新兴趋势和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合作、数字包容性等16个模块，对国际数字经济活动和交流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则安排。
一是全面性。在所有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中，DEPA协定的条款数量和文本字数都是最多的，所涉议题范围极广，囊括了数字贸易便利化、数据安全与保护、数字信任环境、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身份认证、数据共享等精细化的数字经济规则安排，涵盖范围从数字贸易扩大至整个数字经济领域，这些内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高度契合，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利益，极大推动了全球数字经济立法的体系化进程。全面而详实的数字经济规则是推动各国开展数字贸易谈判与合作的有效遵循，也是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数字经济制度安排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二是开放包容性。DEPA是一项开放性协议，对所有能够达到其标准的世贸组织（WTO）成员开放，并允许设置类似WTO协定的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条款；同时DEPA协定鼓励各成员国构建数字系统信任机制、建立一个可信的数字共享环境，从而降低数字贸易壁垒，推动数字贸易自由化和数字产品流通，并为某些可能违反规定的数字经济情况提供了争端解决的合理机制；此外，DEPA鼓励缔约方在数字经济公平竞争基础上，通过共享最佳实践和促进数字参与联合计划，推动政府数据开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合作，赋予中小企业参与数字经济贸易投资的机会，以改善和消除数字鸿沟，确保个人和企业从数字经济发展成果中获益的机会与条件。因此，DEPA开创了一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反对数字霸权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样是其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三是灵活性。DEPA灵活的模块化框架，是其作为区域性数字经济协定的最大亮点之一。DEPA在已有的USMCA、CPTPP、UJDTA等数字贸易规则基础上有所突破，采用独特的“模块式安排”——参与方不需要同意DEPA所覆盖的16个模块的全部内容，而可以选择其中的部分模块加入协议，而不必为了满足所有模块而面面俱到，同时还可在必要时根据当地情况调整规则。在这种软性合作安排下，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按需选择部分或全部模块加入协议，极大提高了新成员参与的灵活性和积极性，是其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四是前瞻性。DEPA极具特色的开放性、模块化规则框架，是在原有数字贸易规则基础上的大胆创新，符合数字经济时代扁平化、分布式的政府组织协作模式，具有鲜明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另外，DEPA将治理范围从数字贸易扩大到了数字经济的多个方面，指明了目前数字经济治理的国际趋势，具有一定的指示性和预测性；此外，DEPA除了包含美国、欧盟等地区较为主流的数字治理理念，在促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对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对计算设施区位的非强制要求等方面也做了专门要求，并通过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在线消费者保护、人工智能伦理以及保护企业跨境数据流动的权利等监管框架，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持企业竞争力之间构建平衡，很好地兼顾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诉求，对于打造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数字经济共同体提供了前瞻性思路。
（二）中亚：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
从中亚地区过去十年的经济表现来看，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过高，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2021年底数据为例，中亚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平均为10.3%，同期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高收入）这一比值为5.59%，全球平均值为4.3%。其中，中亚地区各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占本国GDP的24.84%与23.27%。可以预见，中亚地区未来存在着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增长潜力。后文将以区域内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为例，分析中亚地区因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增长潜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发展汽车工业和旅游业的巨大潜力
从资源禀赋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有发展工业的强大潜力。根据相关资料，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产资源储量总价值约3.5万亿美元，现探明有近100种矿产品。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开采量居世界第11位，黄金开采量居第7位，铀矿开采量居第5位。在2022年1月公布的《2022—2026年新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到要在未来提高工业占GDP的比重，使工业产品生产规模增加40%。特别是在汽车工业上，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通用汽车厂是乌兹别克斯坦和美国合资的最大项目，2021年生产轿车约23.7万辆，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比亚迪、星途等汽车品牌均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建立合资工厂，工厂一期规划年产量分别可达5万辆与2万辆。可以预见，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汽车企业通过合资等方式在乌兹别克斯坦或中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建厂，汽车工业或成为中亚地区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重要推手。
从地理禀赋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腹地，与中亚其他四国和阿富汗接壤，历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和各种文化交汇地，也是世界著名旅游胜地之一。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高校之间也开展了各种跨境教育合作以推动其旅游业发展，如2023年7月7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合作与人文交流研究联盟”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成立，联盟将致力于深化与中亚高校教育合作，探索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旅游合作的有效路径，加强沿线国家旅游人文专业的人才培养交流、科研成果转化、资源发掘共享，助力“一带一路”旅游合作与人文交流高质量发展。
2.塔吉克斯坦：拥有发展基础建设与电力建设的巨大潜力
塔吉克斯坦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与矿产资源。根据相关资料，塔吉克斯坦水资源丰富，占整个中亚的60%左右，居世界第八位，但开发量不足实际拥有量的10%。矿产资源上，有世界上第二大银矿区，即大卡尼曼苏尔银矿区；锑矿在独联体占领先地位，在亚洲占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泰国；铅锌矿储量在中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水电兴国”是塔吉克斯坦基本国策，依托丰富的水力资源，塔吉克斯坦政府把大力建设水电站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领域，力争将塔吉克斯坦打造成为地区电力出口大国。可以看出，进行产业转型，发展交通与水电将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点。
基础建设上，塔吉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且经几年内战破坏，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发展。目前塔吉克斯坦有四条公路干线、三条铁路线与三座主要机场，国内的货物和旅客运输主要依靠四条公路干线，城市缺少地铁建设，货物和旅客进出境主要依靠铁路。2021年，塔吉克斯坦货运量8202.94万吨，同比增长2.7%；客运量7.37亿人次，同比增长12.6%，其中97.3%为公路客运量。可以预见，在未来，中亚地区的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建设有强大的增长潜力。
水电建设上，塔吉克斯坦国土面积14.31万平方公里，国内长度在1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47条，总长2.8万公里，河网密度达0.6公里/平方公里。北部的泽拉夫尚河、中部的卡法尔尼冈河和瓦赫什河、南部的喷赤河等4大水系共建有近30座大、中、小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509万千瓦。罗贡水电站项目正在建设实施中，建成后电站大坝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坝，每年发电量将达到170亿千瓦时。可以预见，在未来，水电建设将成为塔吉克斯坦的重要增长经济增长点。
塔吉克斯坦原是中亚电网的一部分，后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退出中亚电网，与乌兹别克斯坦电力合作中断。塔乌电力供应中断9年后，2018年4月2日塔吉克斯坦恢复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电力。塔吉克斯坦正全力推动CASA-1000输变电项目，项目将连接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国电力网，有助于塔吉克斯坦夏季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出口过剩水电。2021年塔电力出口收入超过9596万美元，比上年增长70%；出口电力主要销往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未来10年仍然是中亚地区电网改造的黄金期，整个中亚地区的电力建设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三）南亚：或将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增长极
近年来，南亚地区表现出了较为强劲的发展潜力：2013-2022年南亚7国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7.1%和5.8%，远高于3.0%和1.9%的世界平均水平；2013-2022年南亚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4%，高于全球2.3%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且2022年南亚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0%，其中印度作为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进出口总额从6496.1亿美元猛增至9685.2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49.1%。目前，经过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南亚各国失业率均有所下降，就业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显示出较强的经济韧性。未来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通过破除贸易壁垒、形成集聚效应等方式，南亚地区有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并与东南亚一并成为新的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增长极。
1.破除贸易壁垒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贸易壁垒是桎梏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18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南亚区域贸易展望》指出，2016年南亚平均关税高达13.6%，是世界平均水平（6.3%）的两倍多；除此之外，南亚国家长期“敏感”的产品清单占总数的39%，存在较大的贸易壁垒障碍。自由化政策不仅破除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壁垒，显著提升社会的福利水平，更让具有成本、技术和准入优势的国家获得更多的机会，吸引生产企业和生产要素集聚，并通过集聚效应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地理，带来聚集效益。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南亚区域贸易展望》称，深化区域贸易往来和互联互通能够使南亚区域贸易规模增长3倍以上。因此，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破除国际贸易壁垒和物流瓶颈，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拓展贸易伙伴，夯实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实现贸易互通、民心相通，这将是南亚各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大突破口。
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为例：巴基斯坦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和纺织工业，其国家收入主要源于棉花等农产品出口；而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合作中，为吸引和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巴政府计划在中巴经济走廊沿线设立27个产业园区，不同的产业园区将根据自身优势聚焦不同产业，通过产业园区的建设来促进中巴在各领域的产能和投资合作，一方面直接创造了23.6万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更让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特定产业园区在交流合作、知识管理等领域产生向心力、形成产业集聚和城市集群，从而发挥协同和集聚效应，提高制造业、硬科技等领域的回报率，提升国民实际收入水平。数据显示，2013-2022年巴基斯坦GDP、人均GDP、外债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5.3%、3.7%、10.2%，均显著高于全球的2.9%、1.7%、6.3%，鉴于“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计划建设的九个经济特区仅有三个准备启动，招商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未来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以产业园区、自贸区等为代表的贸易投资最小集聚单位，或将成为南亚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
2.印度：巨大的经济潜力和人口红利
印度是南亚地区第一大经济体，拥有世界第五的GDP和世界第二的人口总量。2013-2022年GDP从1.86万亿美元增长至3.88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9%，远高于全球的3.0%。人均GDP从2013年的1438.1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2452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1%，远高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但只有世界人均GDP的19.3%。进出口贸易方面，2022年进出口总额0.97万亿美元，占南亚地区进出口总额的比例近80%，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56%；印度政府主要奉行产业保护主义政策，对外资企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如提高关税、限制进口、要求进行本土化等。产业结构方面，印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故第一产业占比达到17%左右（2021年），尽管莫迪政府上台后高度重视发展本土制造业，但第二产业占比仍然只有26%左右（2021年），而印度的服务业则是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并以外包的方式服务于发达国家，因此第三产业占比虽为57.8%（2022年），但该领域实际雇用人员仅占印度总就业人口的25%（《印度快报》引述专家分析）。失业率方面，尽管2022年失业率只有7.3%，但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高达45.8%（CMIE数据），人口红利正成为印度面临的巨大挑战和问题。另外，印度虽已形成一定的产业聚集区，但仍未拥有产业链完整、协作良好的产业集群，供应链成本优势不明显。此外，在对外政策方针上，印度并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由此可见，印度作为经济规模最大的南亚国家，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但仍面临生活水平低下、产业保护主义、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岗位稀缺、冷战思维逆流等问题，再加上印度殖民时代遗留的散装属性和民族宗教问题等复杂国情，印度未来经济发展势必充斥着各种风险挑战。印度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在技术和制度上加大对数字化、高科技行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创造就业岗位、扭转落后的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广泛借鉴经验和技术，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升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逐步实现高效代工乃至自主研发和制造半导体芯片的能力，完成既定的发展目标。
3.孟加拉：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
孟加拉国在20世纪70年代独立之初曾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当时的国家收入主要依靠出口黄麻、纺织品等初级产品，却在短短50年内经济增长了271倍之多，成为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令世界为之侧目。近十年，孟加拉国GDP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3.3%，成为过去10年南亚地区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远远高于南亚GDP的7.1%和全球GDP的3.0%的平均增长率，并于2019年超过巴基斯坦成为南亚地区的第二大经济体。孟加拉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奇迹，主要原因在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2021年1.66亿）与稳定增速（2021年1.0%），还在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孟加拉国大型基建项目更是密集落地：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项目于2022年4月正式进入运维期；帕德玛大桥项目于2022年9月正式建成通车；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机场高架快速路项目将于2023年9月竣工。“一带一路”倡议使孟加拉国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向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经济体转变的速率明显加快：2013-2022年，孟加拉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复合增速高达16.5%，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增加值9.3%的年均复合增速；孟加拉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26.3%升至2022年的33.9%，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从2013年的15.5%下降至2022年的11.2%。产业结构的成功转型升级带动了孟加拉国经济的迅速增长。除此之外，孟加拉国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人均GDP从2013年的973.8美元升至2022年的2688.3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1.9%，同样是过去十年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速最快的国家，远远高于南亚地区人均GDP的5.8%和全球人均GDP的1.9%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除了人口基数大、增速快与持续基建投入外，孟加拉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还在于其实行谨慎的财政政策和债务管理政策。孟加拉国政府制定了较为谨慎的财政政策和债务管理政策，国家预算赤字被控制在GDP总量的5%以内，并且主要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借贷，公共债务则保持在GDP的40%以内，外债更是在近十年基本保持在GDP的20%以内；虽然在2013-2021年期间，孟加拉国外债总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却高达13.8%，在南亚地区仅次于马尔代夫的17.9%，但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同时有力支撑了本国基建投资与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孟加拉国在人口禀赋、基建投入、市场开放程度、政策开放程度等方面优势显著，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因此在GDP、人均GDP、进出口总额、外债总额等许多经济发展指标上，无论是绝对数额还是增长速度，孟加拉国都是南亚地区当之无愧的“领跑者”。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持续发酵，孟加拉国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可期，未来极有可能成为南亚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
（四）非洲：积极融入全球市场
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整体缓慢，且人均GDP仍然较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2021年人均GDP仅为3957元，远低于全球18669元的水平，贫穷和经济落后仍然是非洲国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能否充分把握人口红利，实现脱贫致富将成为制约非洲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1.人口红利优势显著
从人口变化来看，非洲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较明显，但仍呈稳定增长趋势，仍是世界上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大陆，与部分人口负增长及老龄化地区相比，人口红利仍将持续。2022年，非洲地区总人口达14.27亿，占全球总人口的17.89%，较2021年同比增长2.37%，较全球同比增长率高出1.1个百分点。
根据联合国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数量将从2020年的10.9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21.7亿人和2100年的40亿人，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将从2020年的14%上升到2050年的22.2%和2100年的35.8%。随着人口增长率和抚养比的缓慢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将于21世纪中期进入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并将持续到2100年以后，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拥有窗口期的地区，也是世界上在窗口期拥有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届时预计将有17.8亿-25.7亿劳动年龄人口。到2050年，很多非洲国家的人口将实现翻番，尼日利亚预计将一跃成为世界上第四人口大国，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预计到2100年，全球人口最多的三大城市将都坐落于非洲，分别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沙萨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
2.抓住产业转移机遇人口红利
“机会窗口”将是21世纪非洲工业发展的重要机遇。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工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目前，纺织、服装、皮革、农产品加工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许多非洲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业岗位和较高工业附加值，增加了工业产品出口。特别是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区域内贸易加速增长成为吸引外资和推动出口多样化的重要机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区域市场导向型产业的发展机会也越来越多。许多非洲国家根据劳动力特点制定工业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埃塞俄比亚将皮革业、纺织服装业等与农业部门密切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这既能促进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又能增加就业和促进出口。可以预见，如何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把握机会，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拉美：加深区域内外经贸合作
长久以来，一体化进程始终是制约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国际合作的深入，拉美地区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拉美国家必须加深区域内外经贸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挑战，为实现繁荣稳定的未来铺平道路。
1.区域内：加强政府间合作
拉美地区历史上始终倡导一体化。如2008年南美12国成立南美国家联盟（UNASUR）、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CELAC）正式成立、2012年太平洋联盟（AP）正式成立，都是拉美地区区域内一体化的代表性进展。然而，2017年至今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发生新变局，2011年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拉美地区的国家也被分成两大阵营。
未来，为了促进经济一体化，拉美地区应特别注重经济结构的互补和共享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经济结构方面，各国可以加强产业间的合作，实现产业链的衔接和优势互补。通过推动产业多元化，减少对传统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拉美地区可以提高整体产业生产率，增强经济韧性，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同时，共享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推进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拉美地区各国可以共同投资和建设跨国界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运输网络、能源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等。这将有助于降低交通和运输成本，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提升整体经济效率。除了经济层面，拉美地区还需要加强政治上的合作与协调，各国可以共同制定和推进有利于地区发展的政策，加强信息共享和协作，形成合力。同时，各地区也要加强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提升民众的意识和认同，以促进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文化交融。
2.区域外：构建命运共同体
地缘政治因素在干扰区域内一体化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拉美地区一体化向区域外拓展，如2018年7月24日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在墨西哥巴亚尔塔港首次举办联合峰会，签署共同宣言和行动计划，承诺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地区一体化。是拉美地区向太平洋地区拓展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实践。如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等国家已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员，智利已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些国家很可能积极寻求与该组织其他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以此促进本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未来，相信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拉美地区的合作，可以实现中拉经贸合作质量的提升，促进双方产业结构改革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结构互补，共同提升区域的竞争力。
（六）西亚：深化能源产业转型
西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方面，西亚地区属于“五海三洲”的交界地，不仅连接了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海、里海，而且还是亚、欧、非三大洲的汇合点和交通枢纽，同时还是沟通大西洋、印度洋的枢纽，地理位置具有很高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西亚地区以波斯湾沿岸为中心的石油资源十分丰富，所产石油90%以上供出口，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丰富、产量最大、出口量最多的地区，有“世界石油宝库”的美称，并且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这样的地理特征赋予了西亚地区鲜明的经济特征：西亚地区具有典型的资源型产业结构，以油气、矿产的开采和加工为支柱产业，产业结构单一、贸易结构相似度较高，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出口产品主要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西亚地区第二产业较为发达，2022年占世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6.6%，占GDP的比重高达40.6%9，显著高于全球27.6%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西亚地区还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起源地，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纠纷等问题错综复杂且由来已久，再加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资源掠夺和侵略压迫，导致这片土地长期处于战争频仍、社会矛盾尖锐、政局不稳定的状态，严重阻碍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因此，有待以更高水平、更高标准实行“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结构转型、厚植原有优势、去美元化、政策措施配套、国际安全理论创新、加强国际援助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充分挖掘西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1.厚植固有优势：油气管道建设
西亚作为“世界石油宝库”，厚植油气资源的固有优势仍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西亚地区主要的油气管道包括“阿拉伯天然气管道”、“南部天然气走廊”、“土耳其溪管道”、“东西管道”、“伊斯兰天然气管道”、“伊朗-巴基斯坦管道”和“伊朗-阿曼管道”等。伊朗拥有中东规模最大的高压天然气管网，长度约2.2万km（14000英里）10。伊朗天然气干线（IGAT）为南北方向，天然气管道主要由伊朗国家天然气公司（NIGC）运营，在很长一段时间，伊朗天然气基本处于自产自销状态，其天然气一方面用于发电，另一方面用于回注油井，提高采收率，随着大气田的不断发现以及国家制裁的解除，伊朗正在加速其出口管道建设，东部通过巴基斯坦将天然气出口至印度和中国，西部则通过伊拉克和土耳其出口至欧洲大陆；沙特天然气管道由沙特阿美运营，主要为东西方向，自1985年沙特阿拉伯国家天然气系统工程（MGS，MasterGasSystem）的建成投用，使其天然气利用率有了实质性提高。沙特主要将东部天然气输送到西部大型炼化厂，然后将产品销往全国及海外。目前，中亚“一带一路”倡议的能源合作主要分布在中亚、南亚和俄罗斯，未来随着中东地区局势日趋缓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能源合作将可能吸引更多西亚国家参与，进一步壮大“能源丝路”的力量。
2.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
随着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加剧，加快传统能源的转型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西亚地区作为“世界油库”，推进西亚地区的能源转型升级，不仅符合“一带一路”政策的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更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促进西亚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西亚地区具有广袤的热带沙漠，气候类型主要以热带沙漠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由于地面热度高、上升气流强且没有遮挡，因而风速较大、风能资源丰富，风力发电具有较大的发展潜能；此外，西亚地处热带地区，太阳直接辐射强度较高，这为西亚地区进行太阳能发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根据《“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经典案例研究报告》数据，实际上大部分国家的年均太阳直接辐射强度都可以达到每平方米1800千瓦时，沙特阿拉伯、伊朗的年均太阳直接辐射强度更是达到每平方米2000-2100千瓦时，光伏发电潜力巨大；西亚地区由于水资源相对短缺，大部分国家水电发展潜力有限，但伊朗拥有西亚地区最为丰富的河流网络，目前（2022年10月）水电装机量在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中占比最大，约占93.49%，但近些年也受大范围干旱影响，水电站运营成果大幅降低，水电在该国电力总产量占比从最高点14%降至2019年的不足5%，2017-2021年伊朗的年均水电装机增长率仅为0.66%。因此，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有望成为西亚地区传统能源转型的发展重心。
西亚能源转型也面临诸多问题。由于大部分西亚国家仍属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较高、经济发展不稳定、外汇储备薄弱、汇兑风险突出；当地政府吸引和保护外资的相关法律规定往往并不完善，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各类支持政策也趋于空洞化和理想化，具体实施中存在朝令夕改等问题。这些风险导致国际企业在可再生能源“走出去”的过程有所顾虑，阻碍了更多企业进入西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市场，降低了企业长期投入项目开发跟踪工作的意愿。因此，未来既需要各经济大国通过各类发展援助基金和能力建设平台支持西亚国家制定更稳定合理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从根本上减少政策波动、改善政策预期、提振企业投资信心，也需要西亚各国政府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的ESG相关风险意识，促使企业正视可再生能源项目过程中关于环境和社会风险的相关政策和遵从相应的国际规范，提高企业规避类似风险的能力，防止因ESG问题造成的项目拖期和名誉损失。
三、未来面临的挑战和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带来的收益已经充分体现在倡议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在推动参与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就业与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过剩的产能与资金也能向外输出，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由2013年的5691.9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9837.6亿美元，出口占比也由2013年的25.7%上升至2020年的30.3%。但不可忽视的是，参与国在“一带一路”合作增加贸易总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面临着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带来的重要挑战。
（一）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在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包括累计外债逐年增加带来的债务风险、深入参与国际市场面临的汇率波动成本、基础建设与国际贸易带来的环境成本等。中国和参与国应本着平等、共赢和可持续的原则，共同努力应对这些挑战，推动合作取得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
1.债务风险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为参与国提供贷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导向，根据项目所在国实际情况，为项目建设提供贷款，避免给所在国造成新的债务负担、新的债务风险和财政负担。同时，对于部分面临债务困难的国家，中国也会尽力给予帮助，如中国政府已免除对非洲相关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是对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贡献最大的国家。
但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许多国家在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美元债务，这些美元债务的主要债务方为世界银行、各洲开发银行和投资银行等多边组织，在美国激进加息的背景下，参与国以美元还债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面临着加剧的债务风险。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到2020年，“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家累计贷款超过3.77万亿美元。在我们关注的六个次区域共115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共77个国家披露了外债现值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数据，该指标通常用来衡量一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与该国的外债风险。该指标通常以25%为警戒线，超过25%即说明国家的外债风险较大。从下表看出，2018年至2020年，各区域债务压力明显增大，2021年相对2020年整体稳定且略有好转。
从国家细分来看，债务风险最大的十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是非洲国家，说明非洲整体债务风险较其他区域更加严重。同时，从债务结构来看，多边美元债是引起各国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以债务问题最严重的黎巴嫩为例：据黎巴嫩财政部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黎国内债券约合579亿美元，欧洲债券317亿美元，多双边主权贷款20.5亿美元，其他债务3.5亿美元。贷款来源主要为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海湾国家及相关基金，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
可以看出，债务风险是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动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明显下滑，财政收入疲软，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尤其对低收入国家而言，经济下滑引起的债务风险可能更加严重，贷方的资金安全和借方的经济发展可能受到严重影响。未来中国要建设高质量“一带一路”，必须充分认识并提前控制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债务风险，注重各国债务的可持续性。
2.环境成本
“一带一路”倡议在帮助参与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同时，施工材料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及其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也会使生活区域和周边环境受到污染。尤其是在联合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政府考虑的重要环境成本之一。
“一带一路”沿线已有很多国家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作为代价。如菲律宾、缅甸和越南等东盟部分成员国表示不会增加额外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实施碳税、增加碳汇、发展清洁能源等非温室气体目标，并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逐渐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对现有制造业生产工艺进行脱碳化改造。俄罗斯承诺通过利用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在2030年将温室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水平的70%，并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在我们关注的六个次区域115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共108个国家披露了其碳排放数据，从次区域的碳排放总量来看，2020年西亚区域、非洲地区的碳排放总量最高，分别达30.68亿吨与28.90亿吨，且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2012年至202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3.07%与2.90%。
从国家细分来看，2020年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十大国家中有三个为西亚国家，四个为东南亚国家。同时，2020年整体碳排放总量为2012年以来首次下降，说明“一带一路”参与国已经逐渐认识到在参与基础建设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要注重可持续发展。
2017年5月，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推进绿色贸易发展来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2018年11月30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绿金委）与“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在会议期间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在未来，环境成本会成为“一带一路”参与国越来越重视的指标，“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绿色贸易、绿色投资会成为“一带一路”发展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3.汇率波动
汇率的大幅下跌对于投资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如2008年因金融危机，津巴布韦货币大幅贬值，给中资企业带来很严重的损失，其外债也没有按时偿还。“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我们关注的六个次区域共115个“一带一路”国家大多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且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过于依赖外资、产业结构单一、内生性不足等问题。故这些国家往往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汇率风险。
新冠疫情以来，许多“一带一路”参与国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汇率波动。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关注的六个次区域共115个“一带一路”国家中，2022年津巴布韦、土耳其货币相对美元分别贬值76.38%与46.52%；对美元贬值前十国家中，有五个国家为非洲区域国家，两个国家为拉美区域国家，说明非洲区域与拉美区域相对“一带一路”参与国整体面临着更严重的汇率风险。
中国外汇局于2022年7月1日颁布《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指引》，旨在帮助企业全面认识、科学管理汇率风险，助力企业提升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从微观层面帮助中国企业减少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工程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带一路”参与国可能面临的汇率波动成本仍是“一带一路”未来发展的重要挑战之一。
（二）未来的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演变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与参与国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在未来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与参与国可以进一步围绕发展多边合作关系、建立统一的国际标准、积极推动配套措施落地等方面深化合作，为共同推进建设“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
1.发展多边的合作关系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中许多项目的融资主要来自中国与参与国之间的双边贷款。由于这些项目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国在其中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可能导致外债风险集中在中国。如果某些项目出现困难或出现还款问题，将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性造成压力。未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发展多边合作关系是实现更加平衡、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所需的必要举措。
首先，在强化国际组织参与方面，中国与参与国应鼓励并积极吸引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提供资金、技术、项目评估等方面的支持，分散项目融资风险，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其次，各国可以在特定领域或区域范围内组建多边联盟，共同推进相关项目的发展。通过多边联盟的合作，可以形成更大的合作规模，凝聚共识，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多边联盟也有助于加强对项目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提高项目的效率和效益。同时，各国应加强政策协调，确保“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策一致性和协同性。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建立定期的政策沟通机制，解决可能出现的政策冲突和摩擦，促进各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形成共识，共同推进项目的高质量发展。
2.建立统一的国际标准
跨境合作的基础是话语体系的一致性，这就需要统一的国际标准作为开展跨境合作的保障。目前，在多个领域的国际标准均有待统一。例如，参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标准不一致，可能导致项目进度延误、成本增加以及施工质量参差不齐。这会给跨国基础设施合作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限制了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效益最大化；同时，在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国的环保标准和排放限制不同，可能导致环保要求不统一，难以实现跨国区域的环保共识，这可能影响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平衡；再如，参与国之间的贸易规则和税收政策差异大，可能导致贸易壁垒、贸易摩擦增加，影响跨国贸易的顺利进行。这将阻碍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自由流动，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未来在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各国应积极展开协商和对话，促进标准的统一。可以通过召开高层会议、政府间对话、专业论坛等形式，让各方就关键领域的标准达成共识。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经济发展、贸易规则等关键领域，建议制定共识性的国际标准，以确保各国在重要事项上达成一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互利共赢。在标准制定完成后，各国应推动标准的互认与认证机制，确保各国产品和服务在跨国贸易中得到认可和信任。这将促进贸易便利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准入效率。同时，国际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相关标准的制定与推广。各国可以在这些组织内积极参与，为本国利益发声，促进全球标准体系的完善。
3.推动配套政策的落地
积极推动配套措施落地是确保“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实质成果的关键要素。“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一个孤立的合约，而是需要与国际的各类合作、国内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吸引外资政策相互配套，方能真正得以落地和持续发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与参与国需要积极加强国际合作与对接，促进政策的协调与融合。这包括与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推动贸易便利化，消除不必要的壁垒，促进经济合作区的建设等。通过多边合作，将有助于增强各国共建共享的共识，使“一带一路”成为助力全球共赢的合作平台。
一是扩大参与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和参与国可加强对外开放政策，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和优惠政策，鼓励境内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和合作。政府可以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简化审批程序，为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和金融支持，以吸引更多境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
二是创新参与国的吸引外资政策。除了支持境内企业的“走出去”，各参与国还可加强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境外企业在境内开展投资和合作，通过提供投资优惠、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保护知识产权、提供稳定的法律环境等方式吸引更多境外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和境内相关建设，不仅有助于项目获得资金支持，还能促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共享，提升整体合作水平。
三是积极开展跨境金融合作。为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可以通过设立“一带一路”基金，推动多边金融机构参与项目融资，开发灵活的融资工具等。通过金融合作，将更好地满足参与国的融资需求，推动项目的落地和实施。
四是加强跨境信息交流与沟通。及时了解各方需求和关切，协商解决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建立联络机制、开展高层对话、举办论坛等方式，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凝聚共识，推动配套措施的顺利推进。
1 吴佳明、柳一林、热万·托合达尔对本文亦有贡献。
2 不丹尚未公布2022年GDP数据，使用2021年数据作为替代。
3 世界银行披露，统计口径包含印度。
4 由于世界银行尚未公布2022年南亚各国第二、三产业数据，因此分析三次产业结构时的数据以南亚地区所有国家总额为准，包含印度口径；不丹和马尔代夫尚未公布2022年第一产业结构数据，使用2021年数据作为替代。
5 叙利亚尚未公布2021-2022年GDP数据,使用2020年数据作为替代；且黎巴嫩和阿富汗尚未公布2022年GDP数据，使用2021年数据作为替代。
6 统计方法上同，叙利亚2021-2022年人均GDP数据,使用2020年数据作为替代；且黎巴嫩和阿富汗尚未公布2022年人均数据，使用2021年数据作为替代。
7 巴勒斯坦未公布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数据，分析西亚20国产业结构时以剔除该国的口径统计；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黎巴嫩、阿富汗尚未公布2022年三次产业结构数据，使用2021年数据作为替代；叙利亚、科威特尚未公布2021和2022年三次产业结构数据，使用2020年数据作为替代；也门尚未公布2019-2022年三次产业结构数据，使用2018年数据作为替代。
8 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额+进口额；统计方法上同。
9 统计方法与第一章计算西亚20国三次产业结构方法一致。10 参考《一文读懂: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及管线分布》数据。
来源：博鳌亚洲论坛